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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1 微信:dahao-da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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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和设计故事启迪变革

我信仰造物的力量,我信仰讲述重要故事的价值,我信仰人生应该与众不同。

-Katie Treggiden


Katie Treggiden是一位屡获殊荣的工艺和设计作家,在创意产业方面拥有近20年的经验。在过去的十年里,她一直在通过讲述挑战主流叙事的故事来发现和支持设计师制作者。她经常为“ Guardian”, “Crafts Magazine”,“Elle Decoration”,“Deisign Milk”和“Monocle”等出版物撰稿。她写了四本书,最新著作《纺织:织机上的当代制造商》于2018年9月出版。她还利用十几年的广告生涯,与Maggie中心,Bethan Gray和Universal Design Studios等客户合作,帮助他们定义和表达自己的品牌。

随着Urban Potters:The Makers in the City的成功,Ludion委托我写一篇关于编织的后续文章。您可以在下面看到介绍并在亚马逊上购买这本书。全文还包括。提供给发布者的所有副本。
编织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主题,不同地区的编织历史往往融汇着当地的文明发展史,这本书记录了二十一个当代织工的故事以及关于性别、移民、编织艺术或工艺以及这种古老工艺的未来的深入思考,主要是对当代编织场景的调查和对当今制造者生活的一些主题的探索。

编织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手与脑之间,控制与速度之间,不确定与确定之间的拉锯战。工艺理论家David Pye将制作过程描述为“不可控的自由工艺”的连续统一体,其中制造者对材料和工艺进行全程参与,同时使用“手工知识”和“头脑知识”,完成织物的制作。

尽管编织原理自8000年前成立以来几乎没有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机械化和工业化进一步推动了织造朝着确定性工艺发展,但不确定因素从未失去其吸引力。历史上的编织者已经设法在整个过程中参与每个环节 - 尤其是本书中描述的当代编织者,其中许多人使用简单的双手、地板和桌子制造出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艺术品、工艺品和实用工具。  

从根本上说,编织是通过将两组线(经线和纬线)交织成彼此成直角来形成织物。经线保持平行,而纬线在经线上方和下方经过成排以形成织物。这个过程和布一样古老; 从远古时代开始,我们就用织物来包裹我们的新生儿并包裹死去的人。纺织品的编织可能早于纱线的纺纱,从将芦苇和草编织成篮子,围栏和遮蔽物的做法演变而来。很早之前的编织是手工进行的,经纱的一端系在衣服或腰带上,在引入织机以保持经线拉紧之前,使纬纱交织更容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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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织机上的当代制造商》 | LUDION出版社(2018年10月)

早期编织使用了“经纱加重织机”,其中两根木棍靠在支撑旋转上杆的壁上,经纱悬挂在该上杆上,每根杆在底部加重。编织从顶部向下进行,因此纬线被向上击打,对抗重力。最常见的与希腊羊毛编织相关(插图出现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的希腊花瓶上),这种方法也用于北美西北海岸几个原生社区常见的奇尔卡特编织。
经线底部的重量最终用第二个杆代替,产生双杆垂直织机,这允许织工从底部向上编织并向下击打纬线。这种织机的例子出现在可追溯到公元前1900年的第12王朝埃及壁画中。它们仍然被美国西南部的土着纳瓦霍人以及在非洲、希腊和中东被使用,这些织机类似于现在的挂毯织机。
另一种结构是埃及地面织机,在经纱的每一端都有两个横条,但是每个角落都用一个挂钩水平地离开地面。这些织机可以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100年的埃及前期陶器上看到,并且也用于秘鲁、印度、欧洲、非洲和现在的土耳其地区。水平方向适合更细和更松散的纤维,这些织机易于拆卸和重新组装,这种编织方法特别流行于中东、巴基斯坦和北非的贝都因人和其他游牧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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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背带”或“身体拉紧织机”中,上杆连接到杆或树上,下杆连接到织工背部周围的带子,因此当织布器向后倾斜时,经纱可以收紧、松开或转发。在亚洲的日本、马来群岛、中国、缅甸和中国的西藏地区都有背带织机的使用,如今它们仍然在南美和中美被使用 - 特别是在秘鲁、危地马拉和墨西哥。 
织物的设计取决于织造者选择提升的经纱和留下的经纱,确定纬纱在下方或上方经过的经纱。这种选择曾经手工完成,让织布工完全控制 - 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因为纬纱必须少量移动。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丝绸织工和公元6世纪和7世纪的中东地区的丝织工人推出了“拉丝织机”,这使得更精致的花纹通过使几乎无限数量的不同花样配置成为可能。
手工编织者将纬纱穿过棚子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只能编织与手臂跨度一样宽的织物,直到1733年John Kay为“飞梭”申请专利。这种装置使编织者能够推动他们的纬纱纱线以相当快的速度沿着绳索系统穿过梭口。结合纺纱的创新,飞梭是导致动力织机的关键发展之一。
拉丝织机在整个欧洲使用,直到它在19世纪早期被提花技术取代。1804年,Joseph Marie Charles对现有动力织机的改造,通过该动力织机,多达2000个打孔卡的系统决定了梭口配置,编织成图案。随着技术的发展,织造机器和工艺不断发展,以及最终数字化。然而,尽管提花技术代表了技术的重大进步,但所涉及的成本意味着它们只能被保留用于昂贵的织物。当时和现在的大多数梭织面料都是在“多臂织机”上制造的 - 一种使用“多臂”头来控制经线的地板织机。大多数都有八个轴或综片,使它们能够提升经纱组(而不是提花织机中提起的单根纱线)。  
本书中描述的编织者使用提花机和多臂织机较多,其中一些使用简单的圈式织机,这些织工们以不同方式和过程中的不同时刻承担不确定性和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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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陶工:城市中的制作者》 | LUDION出版社(2017年9月)

这本书记录了在大都市伦敦、东京、哥本哈根、纽约、悉尼和圣保罗工作的28位工作室陶艺家,而与传统乡村陶工的印象不同,这可能会让人不可理解。然而,当代陶瓷的复兴,以及陶瓷的诞生和发展,实际上都与城市化密不可分。

早在25000年前,早期的人就发现了火力将泥土硬化成耐用的材料 - 可能是将泥土陶俑放入火中作为祭祀仪式的一部分,或者用粘土来砌炉膛以保证它们不漏水 - 但直到13000年后,游牧民族的祖先开始进入城镇和村庄,陶瓷开始被用作功能性器型材料。

陶瓷的完整线性历史几乎不可能写出来,因此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发现,包括窑、釉料、工艺技术等。可以说,在縄文时代日本的狩猎采集者就制造了功能性陶器以及陶瓷器皿 ,最初都是自然状态下的原始烧制,后来慢慢有了小的陶坊集中烧制。

工业革命改变了陶瓷,将生产分为两部分:大规模批量生产陶瓷器皿以应对人口增长的需求、茶叶的崛起及以及大英帝国的扩张; 另外就是作为本书重点的小型工作室陶器,个人制作的具有比较高审美追求和功能性的器皿。在工艺的发明中,格伦·亚当森(Glenn Adamson)认为,工艺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建筑 - 它是一种连贯的概念,一种确定的地形,工作室陶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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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1887-1979)出生于香港,在伦敦和日本接受教育,受到艺术和手工艺运动的影响,他一直倡导陶瓷的反工业方法,直至今日仍然影响着世界各地的陶瓷制造商。 自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时代以来,这位艺术家工匠一直是反对工业唯物主义和倡导手工美。Leach坚持认为只有当工匠用手工制作罐子时才能实现“更高,更个性化的美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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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艺家哲学家柳宗悦(1889-1961)开创了日本的民艺运动 - 由普通人手工制作的物品定义的民间艺术运动 ,倡导地缘性手工制作的民艺之美。与此同时,美国,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陶艺家采用了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方法,并将他们与自己的文化和经验相结合,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
这些运动不仅是对工业化的拒绝同样也是对于工业化城市的拒绝。日本民艺运动的发展和英国工作室陶艺家的崛起,是基于人们越来越多的担心工业社会城市正在失去一个强大的价值体系。这些是在工艺品中发现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被预测为是基于人类社区和与自然秩序的亲密关系发展而来的。如果最初的工作室陶艺运动是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反应,那么推动当代陶艺复兴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在城市中发生?显而易见,艺术家对数字革命的反应与他们对工业革命的反应相同,现代数字和互联网时代与工业时代一样具有潜在的创伤性和破坏性。

回归地球』的自然理念的确存在一种东西,这使得泥土创作在无休止的创新和不确定时期非常具有吸引力。回到地球本身带来的是源自内心的感觉,人们本源性地对于分离、疏远自然或与地球、土地、文化脱节的时代感到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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